
1949年6月10日的黄浦江码头,蒸汽汽笛划破夜幕,毛森攥着密电登舰,他必须在厦门筑起最后一道“防线”。舱灯摇晃,电报纸上那几个急迫的大字刺得他睁不开眼——“厦门若失昊天优配,东南尽失”。
三天后,厦门鼓浪屿外海,闷热的潮风吹得人心里冒火。毛森一踏上码头,就拉响了宵禁令,晚上九点一到连路灯都要熄灭。城里人嘴上骂,可谁也不敢上街,兵哨的口令比海风更冷。

半个月过去,国军海防第七旅参谋周烈暗暗记下城里每一次戒严的节奏。他靠在哨所后墙,对同袍低声嘀咕:“这么守下去,迟早成瓮中鳖。”那同袍咽了口唾沫,没有接话,天知道墙外多少耳朵在听。
夜幕下的顶井巷,又有人悄悄行动。刘惜芬换上一袭桃红旗袍,腰间别着一支小巧记号笔。她在街角理了理鬓发,自言自语一句:“时间刚好,十分钟内必须进舞厅。”步子轻得像掠过水面的蜻蜓。
刘惜芬原是护士,十年前还在“博爱医院”帮中国伤兵缝合伤口。那时她就学会将忍耐写在脸上,把锋利藏在心里。日本医生嫌脓血恶臭,她偏要抢过去清洗创口。有人说她傻,她只回一句:“是人,就得有人管。”

抗战胜利后昊天优配,她把老屋腾成临时医站,乡亲说这姑娘有颗热心肠。正是那段时间,地下党注意到她的胆识与口碑。半年试察,她领到第一张联络图,代号“杏子”,从此与白天的护士身份并行。
八月初,解放军福厦铁路沿线频频侦查,毛森的情报却像断了线的风筝。为填补空白,他加派便衣埋伏在各大舞厅。毛森认定:凡敢在炮火临头时还涂脂抹粉的,不是探子就是疯子。
恰恰在这种气氛里,周烈选了舞厅做接头——兵荒马乱的地方越安全。音乐一响,军官礼帽遮住半张脸,他伸手邀请眼前的“舞女”。两人旋转时,他低声说了七个字:“敌军布防已全变。”说完立即松手。

刘惜芬听明白,把要点记在掌心,末尾再添一笔:“炮楼退至海堤”。灯光一闪,她抬头微笑,一切仿佛只是普通的舞池搭讪。十分钟后,她踩着高跟鞋离开,鞋跟在青石板上敲出急促节拍。
国民党宪兵数次搜查舞厅,无功而返。负责盯梢的小队长拍着脑袋直纳闷:“人都跳舞去了,怎么还抓不到?”他想不到,对面那位“舞女”每跳完一曲便改变一次路线,取道后巷溜走。
有意思的是,毛森虽残忍却不傻。他发现电讯里漏掉的细节越来越多,判断内部有人通共。九月初昊天优配,他亲自拟定“猎狐计划”,名单只写三个字:女舞者。下面空着,等待补全。
9月17日深夜,顶井巷灯火骤灭。巷口传来卡车引擎声,铁门被枪托砸开。刘家长工刚喊出“谁”,就被推在墙上。刘惜芬拿起急救箱,冷静问:“病人在哪?”为首宪兵冷笑:“病人?跟我们走就知道。”

警备司令部大堂灯火通明,毛森半倚在藤椅上,见她进门只扫一眼:“你的旗袍挺艳,真看不出是共产党。”他把皮鞭丢在桌上,“机关在哪,说了就放人。”刘惜芬环顾四周,沉默。
“别装沉默是金,”毛森嗤笑,用短刀挑开她袖口,“你以为自己撑得住?”刘惜芬抬头,“你们迟早会败,我没话可说。”这简短两句对话,加起来不足十秒,却让审讯室的温度骤降。
钢签、辣椒水、吊打轮番上阵,毛森却没得到一个地址。审讯第六天,他咬牙道:“送入后牢,既然要死,也别死痛快。”他怕拖下去信心动摇,更怕外界传出她不怕死的故事。

牢房阴湿,墙角长着青苔。刘惜芬用指甲划记日期,9月18日、19日、20日……划到第27道痕时,海面那边传来连续炮响。守卫冲出来张望:“共军真打来了?”他话音未落,天花板抖下尘灰。
与此同时,厦门守军指挥系统已经乱成一锅粥。炮兵阵地被提前暴露,国军第三七团接到命令转移时,才发现海堤通道竟在两天前被自己炸断。周烈趁夜发起起义,把中继电台交给解放军前锋。
宪兵营溃散后,城门洞开。解放军一进城即赶往各看守所,力求第一时间解救被捕人员。可惜,他们在警备司令部后院只找到一排刚填好的新土。挖开最浅的一处,旗袍碎片夹着医疗纱布露出泥面。

档案记载:9月30日凌晨,毛森携家眷坐小艇逃往台湾;10月5日,厦门军管会发布通告,追缉此人。周烈因配合起义,保留军衔并接受改编,后来在福建军区供职。
多年后,有人问周烈,当时为何冒险去舞厅?他沉默片刻,吐出一句:“有人敢拿命送情报,总得有人接。”围坐的人没再追问,茶碗里的热气缓缓升起,像是另一场无声的致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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